与此同时，西藏发生了“驱汉事件”，10月11日、17日、20日，藏军分三批将南京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和其他中央政府人员及家属还有一些汉族商人共130多人押解到印度边境，迫使他们返回内地，并对外宣称，这是为了防止国防军俘虏他们，这一事件表明了西藏当局企图独立的野心。

    在吴子玉中将乘飞机赶赴第10集团军在西昌的基地的时候，联合议会发表了咨文表示：“联合议会对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分裂国家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坚决的反对，…对于这种行径，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同时，传到昌都的情报说，国防军已经进抵汉人控制的康区与西藏控制的康区的交界处——金沙江西岸。10月22日，联合议会议长熊秉三发出通电号召西藏政府和人民接受西藏和平统一的方案，并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当局既不能阻止国家军队进藏，也不可能指望从英国印度方面那里得到外援。”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当局被迫派出代表去济南进行和谈，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希望这样会避免西藏百姓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但是希望是美好的，现实确实残酷的。葛厦政府已经达成了内部一致意见，对抗汉人政权的“入侵”。10月24日，双方在昌都东北部约100英里处的一个村落邓柯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接触。邓柯地处甘孜至玉树的交通要道旁，昌都总管格鲁??拉毛王赞在该地区设置了一座无线电台兼观察哨。国防军山地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捣毁了这座电台。据逃回昌都的话务员描述：“我在无线电收发站内向窗外观看……他们已到了这里，有好几百人，他们一齐涌进电台的院子里。我告诉了在电台旁的索朗平措，可是他仍然继续发报，因而遭逮捕。他们已经在途中抓住了索朗多吉，我躲藏在一个食品柜里，他们始zhōng没有打开看过。当晚我就爬出来逃走了。”格鲁得到消息后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他念经祈祷了一会儿之后，便命令驻扎在昌都东北部大约5天路程的玉树边境附近的穆恰代本马上带领他的军队返回昌都。其部队纪律非常严明，着重仪表，是藏军中的一支精锐部队。

    格鲁希望调集一支精锐部队，向玉树的国防军第60山地师某连发起反击，解救报务员，夺回电台，并且对国防军备战给予沉重打击。他认为国防军初来乍到，对康区的百姓不了解，又不熟悉地形，这是发动突然袭击最佳时机。然而，事件并没有按照格鲁的计划发展。邓柯地区的康巴人欺骗了穆恰代本，没有把国防军的确切方位告诉他，使他的部队中了国防军的埋伏伤亡惨重。

    在噶厦政府看来，他们在邓柯战役中夺取了战术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他们打退了国防军的攻击，此战证明藏军能够同国防军较量。于是双方在都认为自己能取得最终胜利的情况下开始了交火，而此时吴子玉中将还在赶往成都的飞机上。

    “谢参谋长。现在甘孜玉树方向的情况如何？”吴子玉从野战机场一下飞机就跟老伙计谢芳参谋长开始交流前线的情况。

    “交火正在扩大到团级单位，不过我军基本上可以在进攻中以一个连对付对方一个营，如果防守的话，依托野战工事足够对方一个团啃得。”说的轻巧不过谢芳脸上可没多少笑模yàng，“关jiàn是该死的高原反应，大家连平时的一半力气都使不出来，若不是有氧气枕头，还有火力上的优势，还真不一定敢用轻步兵加上迫击炮去对抗对方的大举进攻。不过如果行进中被对方伏击或者发生遭遇战，那我们能有多大胜算就不好说了。”

    在开了一次师长以上战役会议之后，大家也都清楚了这次西藏战役的部署，兵力不多，仅仅是加入西南战役的第10集团军的特遣队，也就是山地50师、山地60师、快速反应66师全部和国防部直属的特战部队—代号701的一个特种战术连。虽然进藏的通道至少有三四条，不过从后勤保障的难度上看唯一可行的也只有打通青藏线的一种选zé，相信藏军也是如此部署的。所以这场战役没有多少可以出奇制胜的地方，大家防守和争夺的就是青藏线上的各个隘口，而首先要争夺的就是藏区门户—昌都。

    昌都战役是光复西藏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联合议会和国防部都极为重视。当时从总参谋部到第10集团军主要担心的是高原反应和后勤补给问题。吴子玉第二天就下部队，从前线的三个山地连队里呆了三天，吴子玉就向段总参提出关于要求推迟进军时间的申请，在向总参谋部的报告中提出，“第66师进驻雅安之两个团，因蓉雅（成都至雅安）交通受阻，食粮尚感不足，而青藏部队（指2个山地师）所需之大批氧气袋、食粮、弹药则更无法按期赶筹。”

    在11月6日关于推迟昌都战役给总参谋部的报告也是根据“绝难提前抢运最低数量之补给”而提出的。吴宸轩11月9日同意西藏战役前指吴子玉中将关于昌都战役实施计划给川、青、陕三省政府及第7集团军、第9集团军驻川东、青海部队的电报中特别询问：“你们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的第10集团军各部提供给养物资，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最dà运量能否保证15个战役备份……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11月16日康藏公路通车至甘孜，总后勤部西南指挥部准备的物资已开始车运甘孜，而更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标准航空队的神鹰们已经在江达县的野战机场开始起降，玉树地区的更大规模的半永备机场也基本建成，足以提供运输机和大型运输飞艇的起降要求。

    国防军的鹰翼翱翔雪域蓝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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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三节 天兵莅临布达拉

    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已经多次向伦敦汇报了中国国防军对西藏的军事行动，但是得到的总是“密切观察谨慎对待。请大家搜索（品%书￥￥网）！更新最快的小说”的指示。当然大英帝国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白厅发出了一份外交照会，“提请中国*政府注意，你方在处理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印度地区的安全，请贵国政府遵守协约国一致原则，在战争期间，放弃滥用兵力…”



陆外长的回答也非常简练“我方已经履行并将继续履行作为协约国缔约国的义务，为对抗德奥等国家的入侵提供武装力量和人员物资等方面的直接支持，对此我方不应受到任何指责。至于西藏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难道威尔士地区有人割据地方，对抗政府的话，英国政府在出兵之前还会向法国荷兰比利时爱尔兰等周边国家征求意见吗？”



双方意见不合，不过都是明白人，德国还喘气，英国和中国还不至于为了个西藏就撕破脸。于是大英帝国的白厅，三天一封严正交涉，一周一次严重抗议，搞的跟下一秒就要宣战似的。其实双方该怎么往来还怎么往来，连罗湖口岸都没有关闭过一次，印度阿三倒是积极备战，似乎能打败国防军他们就是南霸天了，这些士气高涨的阿三英国人也不会浪费一船船的拉倒法国去填战壕，可都是好炮灰啊。



这期间，倒也有形势的喇嘛教活佛们私下里跟驻军或者当地汉人政府联系，其中白利寺的格达活佛最为积极，被青海议会和政府视作和平的希望。当时，格达活佛被联合议会任命为中央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主任，前往昌都游说，进而准备前往拉萨说服西藏政府同意和平解放西藏。



11月14日，格达活佛到达昌都会见了总管格鲁，他劝说格鲁，“中央政府反正都要驻防西藏，因此宁愿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应诉诸武力。如果拉萨政府企图与中央抗争，那不但会造成生灵涂炭，而且还会导致佛教和寺院的毁灭。”他带来了吴宸轩提出的三点和平建议：1．西藏必须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断绝同任何国家的一切外交联系。2．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边境地区必须部署国防军。3．西藏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政令，但是可以通过自治议会的形式维护藏族同胞的合法权利。格达对格鲁说，如果西藏接受这些和平建议，国防军就没有必要通过战争来进军西藏，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就能得以维持。格鲁把这些和平建议提交给了拉萨当局，拉萨方面回复说“可以考虑这些建议”。



11月22日，昌都的街头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响，在寺庙前接见藏族群众，摸顶赐福的格达活佛头部中弹，被送到当地诊所后不久就宣告不治身亡。虽然没有查明凶手是何人，但是无论如何，格达活佛的死阻断了双方的谈判，也坚定了西藏战役前指发动昌都战役的决心。



正当这个战和难定的关键时刻，拉萨当局委派了唐普旺吉为昌都总管，接替格鲁。唐普旺吉的态度在他前往昌都途中对所遇到的官员发表的言论中有所反映。据功德林喇章的一位官员回忆，唐普旺吉曾对他说，“西藏斗不过国防军，因为汉人拥有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官兵。他们面对欧洲列强都不落下风，我们怎么能指望仅仅依靠寒风和雪山就打败这样的对手呢？”“他确信设法进行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要比武力对抗好得多”。



新任的昌都总管唐普旺吉与格鲁的主张大相径庭，格鲁倾向于进行武力抵抗，不管有没有成功的可能都要誓死抗争。唐普旺吉则倾向于妥协，他认为没有必要激怒国防军，拆除格鲁修筑在山顶上的防御工事。不久，又停止招募更多的康巴民兵。



据格鲁回忆，唐普旺吉刚到昌都不久就提出，他认为昌都这个地方太小，没有必要由两名噶伦共同驻守管理，他建议格鲁离开昌都到玉树南部琼布色达去开辟一个新的作战根据地，而他则留驻昌都。唐普旺吉的行事颇像那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总督”叶名琛。面对国防军大兵压境，唐普旺吉判断失误，导致了昌都战役完全按照国防军的设想进行。



在防御上唐普旺吉没有建立一支常备的后备军。藏军全体官兵除了几百人留守昌都之外，其余军队都被分散布防于边境沿线；国防军随时都可能突破藏军的防线，而边防军后面并没有设置第二道防线。英国人早在15年前就提出有必要建立一支后备军，但是这一报告显然从未被康区的官员采纳过。10月24日，藏军设在邓柯的电台被捣毁之后，在格鲁的一再请求下，唐普旺吉从拉萨带来了两部英国赞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可是他决定不在金沙江沿岸边境地区设置这两部电台。于是格鲁带了一部到洛隆宗，另一部则留在昌都闲置着。在国防军发动昌都战役之前，英国人的报务训练师曾经试图说服唐普旺吉将那部闲置未用的电台送到战略要地类乌齐去，以便能够及时迅速地收到有关拉贡昂达撤退路线的情报，但遭到了唐普旺吉的拒绝。随着11月底的到来，许多人都推测冬季的临近意味着汉人军队可能不会发动进攻，从而使藏军逐渐放松了警惕。



而此刻吴大将军制定的昌都战役方案也于1月22日被总参谋部批准。不过真正的战术命令是直至他与其他几位师长和后勤主任军官们在甘孜访问土司头人并取得他们出动大批牦牛投入运输的承诺后才下命令。这些，足以证明国防军的领导层对补给粮食的重视，以及后勤工作包括藏胞支援的重要性。



与西藏葛厦政府方面的举棋不定临阵换将布置失当相比，国防军则布置十分周密。12月3日，吴子玉在玉树向第50山地师第60山地师发出昌都战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队注意自身安全，团结藏族人民，严格军事纪律，发扬国防军战必胜攻必克的精神，保证“战役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全胜”，“彻底光复雪域高原”。



共和9年12月6日，昌都战役的序幕拉开后，实施外线远距离大迂回的北线右路部队（快速反应66师为主力配合几个营的原滇军骑兵），在高原上纵横跨三个省区（西康青海西藏），14天走了约1500华里，穿过横断山脉，两渡金沙江和澜沧江及许多不知名的山河，在甲藏卡和类乌齐等地打了几仗；因连续行进，许多战马先亡，不少骑兵变成步兵，终于在前指要求的时间内，赶在藏军西撤之前到达昌都以西称为“五路口”的恩达，艰苦地完成了大迂回包围的任务。然后从西往东堵击由昌都撤出的藏军，胜利地配合主攻部队，将昌都地区的藏军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



迂回部队渡江后，南北两线的两个山地师的攻击部队，分别在几个渡口陆续渡过金沙江，迂回部队和跟进的北线左路主攻部队渡江时未遇藏军抵抗，北线左路和南线攻击部队在德格岗托和巴安（现巴塘）西北之宋瓦卡美两个点渡江时遇阻强攻，都被我军炮火击毁，部队在未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很快渡江成功。渡江后，北线左路主攻部队在小乌拉等地遇到藏军较强的抵抗，不过藏军在我山地师的75山地榴弹炮和迫击炮的火力压制下被歼灭或弃阵溃逃。



为了不给藏军喘息机会，各部队忍受着空气稀薄饥寒劳累等痛苦，日夜兼程，连续作战，连战皆捷。岗托方向的北线左路攻击部队在追击中，于同普之足雍将大股藏军歼灭。南线之山地60师某团，歼藏军近一个甲本（相当小连）。在国防军的政治攻势和政策感召下，藏军第九代本主官德格?格桑旺堆于12月21日率部起义，宁静（现芒康）和平解放。此时滇军改编后的国防军云南边防总队第4纵队，消灭和驱逐“民兵”僧兵和一部藏军，占领盐井等地区。快速反应66师第二团随后向西发展，并分别执行拦截藏军之任务。昌都藏军无力抵抗，弃城西撤，北线主攻部队山地50师随之进城（左路部队和山地50师一个团相继跟进），并消灭没有撤走的藏军200余人，昌都从而解放。昌都总管唐普旺吉率残部西撤至拉贡附近，当听说国防军已堵住去路后，折回昌都西的朱古寺，与国防军联系后，令藏军2700余人全部放下武器。共和10年1月4日，昌都战役全部结束。



从12月6日至1月4日，昌都战役历经28天，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报务训练师纽曼中尉及印度人2名。可以说，在昌都战役中，藏军主力已被消灭。



昌都战役不是为战而战，也不是只为消灭藏军和解放昌都而战，仍是为和谈而战，打下和平光复西藏的基础。昌都战役情况传播到西藏各地后，拉萨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恰在此时，一支由4架大型飞艇组成的巡航飞艇编队出现在拉萨上空，当然是夜间，趁着夜色浓重，一支140人的突击部队701战术特战连带着全副装备，在统调局的藏族特务人员的指引下降落在色拉寺以南的一块坝子上。手持管道工和精确秦弩的士兵，还得到了四门60迫击炮和10支50掷弹筒的支持。此刻拉萨失去连各个宫殿和政府部门的卫兵算上还有一个半代本，而且大多在布达拉宫外的鲁普岩寺宿营。被特种兵冲进去一顿狂虐，剩下的不到200人都选择了投降。而葛厦政府内的一个甲本的士兵还在政府官员的指示下继续顽抗，企图拖延时间，不过在迫击炮的轮番轰击和改装为空中炮艇的飞艇的联合肆虐之下，没坚持过半小时，结果被铝热燃烧*弹给一锅焖了。



藏传活佛面葛厦政府的冲天大火和在黎明的晨曦里依稀可见的围拢过来的士兵和飞行炮艇，他的面色无喜无悲，只是把手揣进了大袍子的内衬。不过等喇嘛们聚集过来聆听佛旨的时候。活佛只是很疲倦的转身去坐禅了，在空荡荡的长廊里留下一句：



“太阳升起来了，迎接信众们吧。”众喇嘛面面相觑，门外人倒是不少，是不是信众不清楚，不过手里的家伙可真能送人上西天，至少比起他们的转经筒效率高的多。



大喇嘛好歹明白事理，略微一琢磨就明白了老大的意思。高宣佛号，给小喇嘛们吩咐一声“开门迎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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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四节 廉政风暴起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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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向赌档收钱，市民去到医院要给钱那些护士和护工，乡下的税吏刑名更是贪污**的肆无忌惮。不去实地调查，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共和国的社会风气乌烟瘴气到这个地步。”这就是一位刚刚从上海青干院毕业的公共管理毕业生被联合议会指派到了广州江门去搞社会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直言不讳的对共和国里的贪污**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这是当时城乡社会的一个常态，即使连救命的消防队伍也是如此，“有水放水没水收水”，说的便是那时各个城市消防队贪污**的写照，即是消防员到达火灾现场，如果没有收到贿赂，就不会救火，直接收队。”

    其实不管是一开始的直系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革命党南京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无论是在制度建设、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际行动中，对贪污**行为，都采取了打击措施。

    但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人独裁等等状况都表明，体制本身造成的权力不受约束，决定了当时的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反贪斗争不可能真正获得成效。

    更有甚者，最高统治者纵容甚至参与各种“陋规”的分配。“陋规”是一种不正当的违法收入，从清代传承下来的各种“陋规”，在共和时期不仅未能遏制，反而愈演愈烈，不仅各层官员有之，甚至总统也参与其中。

    “革命政府时期的两届总统皆涉身其中，以胡传儒为例。”社会调查处的何涛举例道，“根据自乔夫任大总统时开始的‘陋规’，新总统到任后，照例应当由财政部筹拨150万元，由财政部总长亲自送交新总统，作为其到任后的零用——总统留100万元，另50万元给财政部总长。

    而胡传儒到任后，这笔费用由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邹鲁送交，胡传儒竟全部留下，未按惯例给邹鲁50万元，邹不好意思索要，其他阁员也不便代索，这件事无形中就搁置了。

    直到广州光复以后，邹鲁逃亡南洋，居无定所。有人劝胡传儒还给邹鲁一部分款项，借资补偿其损失，胡传儒也只给了邹鲁8万元。

    “出于政治目的的各种行贿收买和相应的贪污行为比比皆是，自北洋开始，经乔夫、黎元隆、胡传儒乃至地方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程德全、程符、熊克武、刘存厚等大小军头，无不是带头为之。”何涛说。

    至于乔夫、黎元隆为了稳定自己的总统地位，不仅要收买本派系的实权人物，还要试图收买一部分吴宸轩方面的人物。其中，前者的收买支出支付的次数最多，也很最复杂；后者的对xiàng不乏当权的军政大员，不过通常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而已。

    与此同时，革命政府还注yì到需要收买新闻界、文化界人员的“采访”“通讯”“宣传”等行动费用，用以维持表面的光鲜亮丽。

    在带头贪腐的同时，乔夫等人为了反贪腐也做了一系列的举措，应当说，在一段时期之内，这也起到了一些防止权力过分滥用的作用。但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本就如同隔靴搔痒，何况从总统的角度来说，也是实行不下去的。随着政府机构组建日趋完备，职权日益增加，官吏违法失职行为也日渐增多，开始危及南京政府的统治。

    共和三年，乔夫曾经饬令林依然建立了法律院肃政厅，专司违法和失职官吏的举发。可惜的是，肃政厅仅存在于乔夫时期，且一心想要独揽大权的乔夫对肃政厅的裁判拥有最后决定权，无论是大总统特交查办还是肃政史自行提劾的，最后均需总统认可才能实施。到乔夫死后，继任的胡传儒假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干cuì“裁撤法律院所属之肃政厅”。

    后来联合议会虽然不断光复国土，而且一战的战火没有蔓延到中国的土地上，国内政局也趋于平缓，在革命党和军阀统治地区，地方政府各级官吏遂得以利用其手中职权，弄权贪污。而更加急迫的是，随着统治的稳定，南方**成风，而吴宸轩治下的地区扩大很快，而干部缺乏，青干院和军队退伍培训军官军士不够多，旧官僚们多得以留任，结果是他们积习难改，不仅自己贪污受贿，对于派去掺沙子的青年干部和复转军人也极尽拉拢腐蚀之能事，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一波又一波的新干部也被拖入泥潭。

    情调局和统调局的调查报告让吴宸轩也震惊于这些干部的腐蚀速度，不过深知反腐斗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吴宸轩还是慎重的没有采取大运动的方式去轰轰烈烈的掀起一场“几反几反”的运动。不过吴宸轩也并没有姑息这些**蠹虫，他打算用一种更为长期化制度化的斗争手段来应对这一困扰了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们几千年的顽疾。

    “纵观中国数千年来，无论哪朝哪代，为官者都会主dòng或被dòng受到传统旧道德的约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官当政者，要清廉奉公。“临财毋苟得”、“一介不苟取”一位官员从入仕到退隐，若能两袖清风，死无巨财，一般都能赢得美名于世。但无论是道德约束，还是制度防范，贪腐官员依旧层出不穷，很多王朝最终堤防溃决，无官不贪，走向覆亡。”这是吴宸轩在济南青干院共和10年优秀干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的某段话，有心人已经感觉到了那山雨欲来的味道。“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党，政府官员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现象并不是简单地靠道德，靠某种制度就能解决的。只有维护人民利益，接受人民监督，才能从根本上真正的遏制官员**。政府反腐依靠的是群众，对各级干部警之于国法党纪，明之以道德信仰。要让那些以谋私利已，升官发财目的钻入政府的人，终日惶惶，让那些清正有为的干部能担以大任。”

    于是在吴宸轩的济南青干院双十二讲话不仅意味着反腐风暴的形成，还成立了一个在政府机构中特立独行的机关——肃贪院

    第一任肃清贪污腐化调查院院长是于右任，于伯循原本就是革命党中极少数相对清廉的官员之一，如果在革命党中他也仅能自清而已，但是被吴宸轩从军事企业监察岗位上提拔起来的他，却获得了证明自己的机huì。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光是送到他案头等待侦办，涉及的贪腐官员人数达69500件之多，被起诉的就有34000多人，被送上法院的光是市长、县长之类的主官就有11268官员，其中被送去蹲大牢的9821人（还有部分情节轻微仅仅是剥夺官职），而能无罪官复原职的不过寥寥156人而已。这样的数字比例，即使是后世看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么大规模的罢黜官员，甚至直接锒铛入狱的情况历朝历代也很罕见。

    总座既然要对贪污**零容忍，那么这个机构就相当于手持尚方宝剑。不过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官场更是如此，那些新旧官僚谁没有个同宗同乡同窗同年的关xì，稍微活动一下就能找到靠山了，不过在肃贪院面前这一切似乎都不太管用，据说连熊秉三受人之托想对一位湖南同乡兼同年的好友说个人情，都被于右任断然拒绝，甚至差点被移送情调局进行调查。老熊后来被总座叫去开导，不得不向于右任当面道歉，民间对于能把一国次辅的面子驳得体无完肤的于青天自然是赞誉有加，铁面无私于伯循的名气很快就会直追包拯海瑞了。

    之后的居志俊案更是让这个新机构名声大噪。南京政府铁路部部长居志俊，能力相对一些庸官来说是比较强的，但他也陷入到了革命党官场的贪腐旋涡中。共和十一年初，有人向肃贪院书面反映居志俊涉贪，时间，地点，人证皆祥细列出，当时两路(京沪、津浦)负责人合送一笔巨款给居部长，名为特支费，居志俊收下了这笔钱但没有上报，也没有周知同事，而且钱已经花了一部份。于院长决心将此案办到底，毕竟是一位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于右任在动手前也谨慎的询问了吴宸轩的意见，得到的是“不光拍苍蝇，更要打老虎”的指示。

    借着这半年时间把上万名一方父母官送进监狱和把居志俊等中央政府大佬拉下马的骄人战绩，肃贪院趁机打响了自己的招牌。“肃贪院全力维护中国国内的公平正义，安定繁荣，与全体国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澄清官吏，肃贪倡廉。”的肃贪院宣言让无数有志青年走进了肃贪院的培训学xiào，而这成批培养的肃贪新锐更是把肃贪的使命带到了全中国的角角落落里。

    当官吏们把目光全部集中到肃贪院执法机构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肃贪院的杀手锏竟然是另外一个看似鸡肋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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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五节 众望所归吴青天

    肃贪院的七大铁律随着这个独立的执法机构的一长串肃贪成果而被广大国民传诵，也成为一名肃贪院人员无论何时都恪守的专业守则：

    1.坚守诚信和公平的原则

    .尊重任何人的合法权利

    .不惧不偏，大公无私执行职务。

    4摆事实讲证据，绝不逾越法律。

    5.不以权位谋私（无论公私接受00元以上的礼物需由行政长官批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