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胡楚元的嫡系。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和胡楚元一样，将现代经济学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手段，跟随胡楚元一起系统的研读现代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欧洲的洛桑学派、亚当斯密自由古典学派不同，胡楚元和这些嫡系的官员更推崇宏观经济学和国家经济主义，强调国家扮演国家经济规划和调控者的角色，政斧要通过产业、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国家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

    为此，胡楚元和奥克兰大学经济学院的数学和经济学学者费雪，以及屠仁守、钮玉庚合作编写了《宏观经济学》、《国家经济发展与调控》、《现代经济论》等书，和《富国论》、《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著作一起编入《资政新编》中，做为国内行政官员的必读科目。

    现在，《资政新编》一共囊括了97本各科书籍，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工业、农业、水利、自然科学、哲学、数学、民族、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

    胡楚元对自己的嫡系官员就有一个很清晰的原则……你必须读完这97本书籍，你在哪个科目方面有特长，我就用你哪个方面的特长。

    从1901年回顾胡楚元过去二十年的生涯，他基本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赚钱，第二是培养人才，而且，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这些人才中，瞿鸿机和屠仁守恰恰是最出色的一批，也是胡党嫡系官员中资历最老的。

    谈到军费的问题，屠仁守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就拿出另外一份报告给胡楚元过目。

    等胡楚元大致看完，他才说道：“这是国家资产委员会最近统计的数据，据此来看，总理府最高能够承受的战争总军费应该在50亿清圆左右。我们去年的全年财政收入是10.7亿清圆，国家资产总额从44.2亿清圆增加到了47.3亿，如果军费尽力能控制在30亿清圆的规模，总理府大约能在5年之内就将战争国债清空偿还。超过30亿，我们就必须将国有资产向市场出售。按照原先的计划，通货膨胀率稳定在3%以下，我们还有一定增发货币裕度，加上政斧财政收入的调整，以及国有资产的部分转卖，50亿清圆就是我们的极限。”

    听着他的话，胡楚元微微颔首，还在继续看着国资委提交的最新数据报告。

    总的来说，大清帝国还是很有钱的，在江南商行、北洋商行、南洋商行……以及其他各家官股民营公司、矿产公司、重工企业持有的股份卖一卖，基本能够套现出40亿清圆。

    另外，前年在建立沿海各工区城市的时候，胡楚元也留了一个心眼，以政斧的名义收购了大量的土地，无偿出租给各家工厂。

    这批土地的总规模约有四百多万亩，基本上到1908年，这批土地的无偿租赁期就会到期。

    报告里也谈到了这个事情，但没有核算出具体的价位。

    胡楚元就将这一页摊开，让屠仁守和瞿鸿机仔细看一看，道：“如果我们这一仗打赢了，中国经济，特别是沿海工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这些土地的总市值应该不低于五十个亿。当然，我们此前对这笔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规划，基本还是要继续用于国有资产的经营，特别是铁路、邮政、水利和道路的国家建设……！”

    话呢，他没有说完。

    屠仁守揣摩的道：“大人，您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咱们就把这笔钱给用了？”

    胡楚元没有急着回答，让梅汝鼎去给自己泡一壶茶，他再好好考虑一下。

    现在是一个新时代，“中国不缺钱”这个话，他已经不是那么敢说了。

    喝着热乎乎的祁门红茶，胡楚元心里细密的琢磨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和屠仁守、瞿鸿机道：“虽然说政斧不应该和国民争利，可如今是一个非常阶段，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国家投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投资方向……我们以前谈这个国家宏观经济主义的时候，我特别说，国家宏观经济主义肯定不是国家垄断经济主义，商人可以垄断某个产业领域，因为政斧至少还可以承担监控者的责任，政斧不能，如果政斧直接参与垄断经济的组成，那还有谁能监控整个产业呢？”

    他这话说到大家的心坎里。

    国家一旦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那就很容易出现国家垄断经济主义，比如说早年的江南商行，那是不折不扣的垄断经济。

    目前，包括胡楚元在内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基本的考量，那就是在长远时间内，中央政斧肯定要撤资套现，地方政斧倒是可以小规模的长期持股。

    瞿鸿机想了想，和胡楚元说道：“我倒觉得，咱们可以在土地征用和转让问题上做一点文章，由政斧做为唯一的土地征用方……！”

    胡楚元立刻摆了摆手，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大力号召商人跟随国家政策进行投资，号召他们购买和销售国债，号召他们支持国家战争，转过来还阻挡他们赚钱的门路……如果我们这么做了，短期确实可以谋取暴利，长远来看，那必将在谋取暴利的同时逐渐失去民心。”

    这个时候，一直沉默思索的梅汝鼎忽然开口道：“在农用地向工商业用地转换的过程中，政斧承担第一责任人，即由政斧负责征用，在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廉价租给商人使用。优惠期结束后，则将土地公开出售。这样一来，我们在城市化扩大的过程中，也能从政斧宏观控制的角度去控制全国农用土地的耕种面积。另外，国资委可以成立一家农业合作社，在条件较为艰苦的地区，投资回报率较低的地区进行联营建设，建设期结束后，政斧资本抽资离开。”

    瞿鸿机当即赞同道：“这个办法不错……不过，前者是能赚钱，问题是回收资本期限太长，远水解不了近火。第二个办法吗，说实话，民营合作社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基本都是核算过的，不赔本就算不错了。”

    胡楚元则道：“第二个问题嘛，赔本也要做，咱们要搞大农业经济，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两个办法相结合，我们用前面赚到的钱填补后面。另外呢，我倒觉得国家资本可以向外流动，由国家资本通过一些援建项目来获取在国外的矿产投资权限，帮助一些较为友好，或者是重要的国家建立基础的工业体系，然后套现离开。或者是国家和商人一起合作，对商人来说，他们是求之不得的，真正出了问题，我们肯定是会派军队去维护国家利益。”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眼下的军费开支很大，但只要能合理的利用国内的融资能力，国资委方面还是能抽出一笔钱用于这些方面的运作。

    远水是解不了近火，但有了这些长期的收益项目，国资委是可以进行一些融资的，利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解决国债问题。

    乘着这个时间段都有空，胡楚元就和他们仔细商量了一下。

    可当他们细致的商量下去，最终发现梅汝鼎提出的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关键在于……不管中央政斧怎么规定，地方执行起来都是要变样的，原因很简单――涉及的利润太大了。

    钱啊！！！

    当权利可以轻松的变成一大笔钱的时候，贪污就无法阻止了。

    究竟是要一个有钱，但很贪污问题的政斧，还是要一个虽然没有钱，但贪污问题还能有效控制的政斧，这并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最终，瞿鸿机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即设置新的《土地征用管理法》，由国家经济委员会控制农业土地向工商业和城镇土地转变的额度，每年根据各个省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发一个新的指标。

    当农用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时，必须采用公开拍卖的方式，额外增收一笔较高的税款。政斧也可以自行征用土地，用于教育、城镇基础民生设施、道路、公园、文化机构等等，当这些土地转化为私人持有的工商业用地时，仍然会征收相应的税款。

    这样一来，战争经费和大规模的国家工农业建设经费还是无法有效的解决。

    在土地转让税、土地征用税的基础上，胡楚元维持了另外一个意见，由国资委设立中国信托融资公司、中国银行、中华国际投资银行公司、亚洲联合银行四家新的金融机构，前两家以国内为主，参与国家扶持产业的风险投资和融资服务，后两家则以国外市场为主。

    1900年第二次组阁后，胡楚元提出一个新的十年计划，提出将电气系统及电动机、造船系统及船舶动力、汽车与农用机械及内燃机体系、钢铝冶金及有色金属加工、工业机械车床及模具体系、能源开采及基础化工系统、电子电信及无线电通信系统、曰用洗化、曰用及高端精密瓷器、化学染料及纺织、农作物生产及深加工十一个大体系工业做为中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进行发展。

    对于目前的中国商人阶层来说，他们可能有钱，但进不了这些产业，要想鼓励新的资本进入，国家就必须提供技术援助支持，引导企业发展。

    有些科学家、工程人员从国外回来，他想要创业，但没有资金，国家就要提供融资服务。

    通过早期对新兴产业的国家金融和技术的扶持，达到一定程度后，国家信托资本就可以撤出套现，抽出资金去扶持更为新兴的产业。

    在国外的投资就更简单了，现在，你在朝鲜建一个火柴厂都可以赚大钱。

    中国的国家资本牵头，引领国内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在主要殖民地国家投资兴办基础工业，投资农业经济，加快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增加国内重工业和科技工业的市场空间。

    这是一举多得。

    对于胡楚元提出的这一系列的想法，大家都是赞同的。

    另外，胡楚元也和他们谈了别的问题……这几年，他打算将国家投资和扶持的重点转移向山西、四川，他个人投资重点也是这两个地区，只是额外加了一个疆省。

    疆省的投资规模太大，基础也太差，五年之内，政斧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经营的，那只是靠他自己的力量，政斧给一个基础扶持政策就可以了。